很高興今天能來參加第十三屆“WTO法與中國論壇”。我們大家都知道現在世界貿易組織正處于最為艱難的時刻，新任總干事的選舉出現了波折。原本尼日利亞的女部長可以說應該已經當選，但最終被美國一票否決。上訴機構最后一位成員趙宏女士也已經回國，目前在上海隔離。所以爭端解決機制這顆明珠已經不再閃亮，暗淡無光，或者說上訴機構已經像剛才的領導同志說的，停擺了。雖然有多方臨時上訴仲裁安排，但畢竟無法完全替代上訴機構所發揮的作用，再加上應對新冠疫情事件，各國各地區出臺的經濟支持措施和貿易限制措施顯著增多，加大了對WTO危機管理能力的挑戰。

我們也注意到在多個國際場合，如最近的20國集團領導人峰會和APEC會議，領導人們不斷的重申支持多邊貿易體制，促進世界貿易組織進行必要的改革。這是積極的信號，但同時也反映出近年來世界貿易組織成員沒有通過談判找到推動貿易組織改革的有效方法。按照現在大家都知道的，拜登可能是要重返多邊，在這個情況下，下一步世貿改革可能會進入實質性的談判階段。

昨天，我們研究會聯合世貿組織秘書處、商務部研究院和上海外貿大學共同舉辦了WTO《2020世界貿易報告》的發布會。在疫情期間，日內瓦很多國際機構還在居家辦公的情況下，是WTO秘書處克服重重困難，完成了世界貿易報告，主題叫“government policies to promote innovation in digital age”。我主要想通過這個事實表達我們應該向WTO秘書處致敬，是他們在這種困難的情況下，還依然完成了今年的世界貿易報告。今年的《世界貿易報告》實際上延續了2018年和2019年連續兩年聚焦數字經濟對于全球商務的影響，聚焦服務貿易主題時探討了服務業的數字化，是世界貿易組織為國際社會又一次作出的積極貢獻，我們應該向他們表示崇高的敬意。同時我也想指出在日內瓦世貿組織舉行的有關電子商務談判，在疫情期間仍在進行之中，所以世界貿易組織正在努力的制定數字領域的國際規則。世貿組織目前在很困難的情況下還在開展的工作，我們應該再次向其表示敬意。

同時我們也要指出世界貿易組織陷入如此困境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領導力的缺失。美國原來是支持經濟全球化，支持貿易自由化，支持以規則為主的多邊貿易體制的傳統主導力量，但是特朗普政府上臺以后，他轉向了采取一系列的單邊行動。正如我前面所說的，美國成功地阻撓了WTO上訴機構成員的任命，成功的阻擾了新任總干事的最終的推薦人選，使WTO現在陷入十分困難的處境。所以今年《世界貿易報告》的前言部分由過去總干事一個人撰寫變成了今年四個副總干事聯名撰寫。

11月24日，在李克強總理主持的第五次“1+6”圓桌對話會議上，世貿組織副總干事Alan Wolff明確的指出，如果世貿組織四個最大的成員，歐盟、美國、中國和日本能夠合作并達成一致，將極大的推動世貿組織的改革。為此，他呼吁中國積極參與，并為世貿組織改革作出積極的貢獻。

首先，我認同他的觀點。中國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中國可以做出積極的貢獻，難道美國就不需要發揮更大的作用嗎？美國就不需要做出積極的貢獻嗎？而且我認為相反的是美國現在應該要就如何回歸多邊好好思考，為世貿改革，為維護多邊貿易體制，為世界經濟，更好地發揮他們的積極作用，而不是消極作用，做出更多的積極貢獻，不是消極貢獻。而且我也想強調中國實際上一直是這么做的，無論是維護多邊貿易體制也好，還是關于WTO改革也好，中國政府一再表明了積極的立場。

當然我們也應該充分認識到，對多邊貿易體制而言，西方發達工業國家聯手推動了WTO多邊貿易體制的建立和發展，對全球經濟貿易發展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中國政府、中國領導人在多個場合一再表明了堅定維護多邊貿易體制，積極參與世貿組織改革的嚴正立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目標，中國所作出的諸多進一步擴大開放的措施，都是向世界傳達“攜手合作，共克時艱”的信號。

這說明，中國無意也從未挑戰現有的國際體系和制度。中國的歷代領導人從毛澤東主席到習近平主席，這幾代領導人他們一直都是致力于重返并融合現有的國際體系和制度的。新中國成立初期，西方封鎖我們，從毛主席他們那代人開始就努力地打破封鎖，努力地重返國際社會。

我想強調，中國從來就沒有挑戰過現有的國際體系，我相信中國以后也不會挑戰。中國領導人一直致力于重返或者融入國際體系，所以西方社會動不動就給中國扣一個帽子，說我們挑戰現有的體系，說我們不遵守現有的體系，這是污蔑我們。

加入世貿組織以來，中國學習WTO規則，遵守WTO規則，進而運用WTO規則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認為中國是WTO最大的受益方。是的，我們承認這一點，中國確實因世貿組織獲得了很大的益處。數字也充分表明了這一點：1981年，中國的貨物貿易進出口額是440億美元；我們加入世貿的2001年大概是5100億美元；去年，是45753億美元，這是實實在在的數字，這也是實實在在的利益。

我們確實是加入世貿組織的受益方，但是我們也為世界經濟貢獻了我們的力量。我們開放我們的市場，我們也為世界經濟連續多年的發展貢獻了力量，促進了世界經濟的發展。世界貿易組織一共是164個成員，除了128個創始成員，有36個像中國一樣的加入成員，但不是所有成員都有這么大的收益。之所以有這么大的收益，我認為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國通過遵守WTO規則，結合本國國情，在開放改革中創造性的發展，形成了一整套自身獨有的機制、體制和發展模式。

正如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說的，中國的經濟體制實際上是既不是社會主義的，也不是資本主義的，它是一個混合的經濟體。新自由主義派，堅定維護自由貿易的西方經濟學經典作家Paul A. Samuelson在他《經濟學》書中總結2008年金融危機的教訓時，提出了一個鮮明的觀點，也是我認為最科學、最準確、最客觀的一個評價，就是說看來僵化的斯大林時的社會主義不行了，但是完全自由的沒有政府監管的自由市場經濟也是不行的，應該走“適度中間路線”（limited centrist）。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要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所以我們現在可以說我國現行的體制制度實際上是最先進的制度，我們既不是資本主義，也不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我們是一個混合所有制經濟，要有制度自信。

我們大家都知道為適應新形勢發展的需要，中央提出了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西方有人對此表示擔心，認為我們要轉向封閉了，要放棄國際分工與合作了?，F實絕對不是這樣的，我們的雙循環不是封閉式的內循環，也不是自我封閉自給自足，而是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為世界各國提供更加廣闊的市場機會，依托國內大循環吸引全球商品和資源要素，打造我國新的國際合作和競爭優勢，通過強化開放合作，更加緊密地同世界經濟聯系互動，提升國內大循環的效率和水平。

我們和美國有一個共同的優勢，那就是龐大的國內市場，從貿易理論上來說這就是本土市場效應。我們改革開放40年對外開放做得非常好，但是對內開放——國內市場的開放統一有所欠缺。

美國一樣是重視國內國外市場聯動的，上個月，美國信息技術和創新基金會發表了一份報告，題目是“是時候在聯邦和各州建立經濟發展伙伴關系”。報告中指出，美國各州獨自獲得創新資金的能力有限，且各州間的經濟和產業競爭于國家整體技術和技術經濟發展戰略不利。因此，報告提出要應對中國崛起的科技和產業力量，美國應建立和擴大聯邦與各州間的經濟發展伙伴關系。

今年，中國加入世貿將邁入第20個年頭，但現在我們有一些法律法規以及規章，從嚴格意義上講已經跟不上當前國際經貿形勢的發展了。尤其是我們要加入高標準的自貿協定，比如說CPTPP。習近平總書記在APEC第27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發表講話時，明確表示了中國將積極考慮加入CPTPP。

為適應下一步改革開放的需要，總書記已經提出明確要求了，所以我覺得我們要按照總書記的要求積極考慮加入CPTPP。眾所周知，CPTPP原來是TPP，是奧巴馬政府主導的，是世界上標準最高、門檻最高的一個自貿協定。為加入CPTPP需要進一步改進完善國內的法律法規，是需要在座的各位法律專家學者好好研究的，我們應該積極開展這方面的工作。

大家預測美國在拜登政府上臺后將重拾多邊主義，世界貿易組織必將會是中美博弈的重要舞臺。在世貿改革及世貿組織其他一系列問題上，美國是不會放過我們的。在發展中國家地位、上訴機構改革、世貿組織擴容、國有企業、補貼等問題上，美國和我們勢必要有一場針鋒相對的斗爭。因此，世貿研究會在這里想要呼吁或者請求在座的各位法律專家，尤其我們政法大學如此雄厚的師資團隊，我們希望中國法學會、政法大學、WTO法學會對于世界貿易組織改革進行進一步深入的研究，也希望法學會還有我們中國政法大學更多地幫助我們世貿研究會、商務部，加強合作，加強溝通，加強交流，共同應對內外部的壓力，為中國參與全球經貿治理，積極參與世界貿易組織改革貢獻我們的力量。

最后預祝論壇圓滿成功，取得豐碩成果，謝謝大家。

（本文作者為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會會長、商務部前國際貿易談判副代表崇泉，本文系作者2020年12月11日在第十三屆“WTO法與中國論壇”暨2020年年會上的致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