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23日特朗普就任總統不久就簽署了總統行政令，宣布美國退出TPP（跨太平洋伙伴計劃）。美國退出TPP使人不禁想起二戰后關于建立“國際貿易組織（ITO）”的談判，同樣是美國主導的旨在建立戰后國際貿易秩序的談判，因為美國國會沒有通過《哈瓦那憲章》，國際貿易組織最終沒有成立，一個范圍小得多的《關稅與貿易總協定》在之后臨時適用了將近五十年。TPP從四個小國的自由貿易區計劃演變為巨型自由貿易區計劃（Mega-FTA）始于小布什共和黨政府于2008年2月宣布加入TPP談判，這一計劃被奧巴馬民主黨政府研究權衡之后繼承下來，成為奧巴馬政府的一項重要舉措?？梢姰敃r在支持TPP談判的問題上，共和民主兩黨是有一定共識的。然而，2016年的總統選戰中，兩黨總統候選人一致表示反對業已達成但尚未經批準的該協議。特朗普當政之后迅速退出了該協議，導致該協議規定的GDP總量85%的批準生效標準實際上已經不可能達到。

一、TPP可能的經濟影響

討論美國退出TPP對中國的影響自然需要與假設美國沒有退出TPP而TPP生效的情況進行對比。許多中國學者在討論TPP影響的時候，都會提到該協議對中國產生的貿易轉移不利影響以及對亞洲現有價值鏈的擾亂。例如我們可以設想，如果紡織品實行TPP要求的“從紗開始”的嚴格的原產地規則，美國對TPP成員實施進口零關稅而將中國排除在外，越南不再就近從中國進口紡織品原料和中間品，而是從美國和加拿大進口棉花，再加工成衣服運到美國，這至少會導致原料運費的浪費。然而，這會讓中國產生很大的損失嗎？經過近年來越南紡織品服裝出口的大發展，伴隨著中國大量紡織品服裝企業向越南的產能轉移，越南2016年在紡織品服裝方面的出口金額也不過是中國的11%。越南的經濟體量對中國難以形成巨大的挑戰，加工環節的重新布局無法動搖中國企業對區域價值鏈的控制力。按照Petri和Plummer（2016）的估算，TPP如果生效，到2030年，TPP給中國的負面影響最多會使中國GDP少增長0.1個百分點。

在TPP12國中，中國目前與八個國家存在各種形式的自貿區協定。只有美國、加拿大、日本、墨西哥與中國沒有自貿協定。與此同時，中國與日本正在中日韓框架下談判自貿協定，中國與加拿大的自貿區談判即將開始，可以說，TPP即使生效，它對中國產生的貿易轉移福利損失可能比Petri和Plummer（2016）的估算更低。

盡管Petri和Plummer（2016）認為TPP會給美國帶來一定的利益，塔弗茨大學的一些學者表示出了強烈的懷疑，他們尤其對Petri和Plummer（2016）分析的就業效應不認同（Capaldo, Izurieta & Sundaram 2016）。Petri和Plummer（2016）認為TPP對美國就業水平長期看沒有影響，僅僅會使很少的就業者，僅僅53700人左右，需要轉換崗位。而Capaldo, Izurieta & Sundaram （2016）認為TPP一旦生效，將在2025年以前使得美國減少大約45萬個工作崗位，而且TPP還可能加劇美國的貧富分化。

除了可能產生的不利就業效應，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在2016年總統大選中對TPP的環境、勞工標準也表示了不滿，認為遠遠沒有達到應有的水平。然而，奧巴馬政府背離多邊談判而將精力集中于巨型區域協定談判，實際上可能并不見得明智。所謂下一代的貿易與投資措施，側重于邊境后的規制與標準。這些邊境后措施如果在區域層面實施，對域外國家并沒有約束力，在許多的情況下也不會如同邊境措施一樣對域外國家產生貿易轉移效果。如果這些邊境后措施建立的標準過高，會使得區域協定成員的企業的成本提高，反而可能削弱區域內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正是因為這樣，TPP談判最終的結果使之成為了美國一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

二、美國退出TPP對中國的影響

當我們簡要討論了TPP生效可能對中國和美國產生的一些影響之后，討論美國退出TPP對中國的影響也就更容易了。

首先，美國退出TPP以后，無論是TPP完全終止，還是其他11國重新談判另簽協議生效，對中國的經濟增長和福利影響都是很有限的。即使今后美國再由于國際競爭壓力重新要求回到TPP里來，這種影響也是很小的。

其次，東亞地區現有的以中國為核心的區域價值鏈體系的結構將日益鞏固。如果說美國今后可能出現的貿易保護措施使其與東亞東南亞地區的經濟聯系削弱的話，東亞東南亞地區本身的價值鏈聯系仍然會繼續發展。隨著RCEP談判的進展，隨著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布局實施，以中國為核心的區域價值鏈甚至可能更加緊密。鞠建東和余心玎（2016）指出，亞洲地區的貿易“核心”已由日本轉為中國，且中國的核心地位更為明晰、穩固；與此同時，中國貿易對美國的依賴正逐步減弱，在全球貿易網絡中，亞洲價值鏈的態勢更加明顯；以美國、德國、中國為核心的北美、歐洲、亞洲價值鏈“三足鼎立”的格局已基本形成。美國退出TPP之后，中國貿易對美國市場的依賴程度可能進一步下降，亞洲價值鏈的中國核心地位可能更加突出。

第三，美國退出TPP意味著美國在處理中美經貿關系時，將日益依靠雙邊談判與單邊措施。從2008年以來，美國將其對外經貿談判的重點從多邊轉向了區域，TPP與TTIP成為其兩大重要的區域談判計劃。特朗普當政前后，已經多次表示其對這種區域談判并不看好，雙邊談判將是其主要談判方式。同時，美國也會依靠其國內法，更多地運用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知識產權337機制等手段進行貿易保護。

三、中美雙邊經貿談判與中國擴大開放

特朗普當政前后，他和他的團隊多次表示今后將更多地采用雙邊談判方式處理對外經貿關系。美國從2008年前后開始將國際經貿談判的重心從多邊轉向區域，特朗普政府又放棄其已經達成的一些區域談判成果，將談判重心轉向雙邊。無論是多邊、諸邊、區域還是雙邊，談總比不談好。中國對這些談判都是持開放態度的。中國對多邊貿易體系堅定的支持者，也愿意參加各種部分世貿組織成員參加的諸邊談判，也積極推動自己的自貿區戰略，對雙邊談判也持開放的態度。但是，對于所有的這些談判，中國都將堅守世貿組織的非歧視原則，區域和雙邊談判不能違反世貿組織關于自由貿易區協定的有關規定，例如關貿總協定第24條，特別是堅決不接受通過雙邊條約施加的任何歧視待遇。

近年來，歐洲與美國都有一種聲音，批評中國市場封閉，要求中國實行“對等”(reciprocal)開放。“對等”開放在國際經貿談判中長期以來被視為一個原則。例如《建立世貿組織的馬拉喀什協議》的開篇即談到了“建立對等互利的協議”(entering into reciprocal and mutually advantageous arrangements)。然而對于“對等”的具體含義，卻語焉不詳。Bagwell和Staiger（2001）認為在經貿談判特別是貨物貿易談判實踐中至少存在兩種“對等”。一種是在談判中，雙方減讓關稅或者其他壁壘，這種減讓應該平衡，然而在涉及關稅減讓談判的關貿總協定第十八條副款中，以及其他相關條款中，這種“平衡”并沒有得到嚴格定義?？梢哉f，如果雙方進行談判大成了協議，基本就可以認為談判雙方都是基于自愿，因此也已經實現減讓的平衡，因此也就實現了“對等”。毫無疑問，中國目前與世貿組織成員現已達成的協議都是其余各方自愿談判的結果，“對等”從法律上而言已經實現。另一種對等的含義與關貿總協定第十八條正文有關，也就是說如果一方想要撤回原來的減讓的話，則相應對方可以撤回“實質上相同的減讓”（substantially equivalent concessions）?？梢哉f，如果其他世貿組織成員對中國恢復提高貿易壁壘，中國有權依據這一規定，也提高實質上相同的貿易壁壘。

除了以上兩種理解，“對等”開放還可以有至少另外兩種理解。一種是經貿關系中最惠國待遇與國民待遇的對等。只有其他國家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中國才會給予對方最惠國待遇，如同清政府接受的那種片面最惠國待遇已經被當代國際經貿規則所完全拋棄。Bagwell和Staiger（2001）也認為，對等原則必須與最惠國待遇這樣的非歧視原則相結合，才能發揮其優化全球貿易利益的作用。我們不反對“對等”開放，但是堅決反對違背最惠國待遇要求的所謂“對等”。否認已有的世貿組織談判結果，對中國要求“我多高關稅，你也應該是多高關稅”（例如特朗普2017年2月4日推特表示“我們應該征收他們征收我們同樣的水平”），這不是符合國際法的“對等”，這是對最惠國待遇原則的破壞。

還有一種“對等”是著名國際關系學者基歐漢提出的發散對等（diffuse reciprocity）?；鶜W漢認為，在國際關系中即使各方通過談判在具體利益上并不完全對等，但是雙方能夠通過維護一個共同的體制，使得各方在長期都可以共同獲利，這也可以說是一種發散對等。這種發散對等可以理解為一種廣義的對等。世貿組織通過授權條款，允許發達國家給予發展中國家一些優惠待遇而不要求對方反向給予優惠并且可以不將這種優惠授予其他發達國家，這種表面上看似不對等的待遇，恰恰符合基歐漢所說的這種發散對等原則。

美國如果在處理對華經貿關系時，在雙邊經貿談判中要求“對等”開放，我們完全可以坐下來談，但是前提就是不能破壞最惠國待遇的非歧視原則。中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談判中，基于大局與長遠利益考慮，接受過特殊保障措施以及反傾銷替代國做法的歧視性待遇，這些歧視性待遇條款目前均已過期。今后無論在多邊、區域還與雙邊談判中，中國都不再可能接受類似要求。但是，希望中國降低貿易壁壘擴大投資開放的要求，中國是可以考慮的。中國目前的多邊開放承諾是基于2001年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做出的。今天中國已經有條件進一步擴大開放水平。中國也愿意在任何層次上與其他國家一起推動貿易投資的自由化與便利化。

中國和美國進行的雙邊投資協定談判在特朗普就任時已經接近尾聲，由于美國政府更替暫時放慢了進程。特朗普當政一段時間以后，我們認為這一談判仍將繼續并可能達成協議。應該說，中美雙邊投資協定的談判雖然尚未完成，它已經對中國的外商投資體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2013年7月，中國表示愿意與美國采用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模式進行投資協定談判。2016年10月，中國將其外商投資企業全面審批制改為原則上的備案制，僅僅對負面清單上的領域進行審批。今年，中國還將修改《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將負面清單從93條壓縮到62條，同時中國還將修改自貿試驗區的負面清單，把一些敏感產業先行在自貿試驗區開放。無論是在多邊、區域還是雙邊層次，中國對于進一步的開放都是持積極態度的。中國有意愿與美國達成一項高水平的投資保護與投資自由化協定，甚至不排除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達成一個高水平的中美自由貿易區協定。

四、美國退出TPP以后中國的全球化路線

TPP協議的文本雖然目前難以生效，但它最為一個高水平自由貿易協定模板，仍會對今后的國際經貿規則走向產生深遠影響，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和中國今后在全球經濟治理中提出中國方案也會有一定借鑒作用。國際規則的制定往往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二十年前，OECD（經濟合作發展組織）國家《多邊投資協議》談判夭折，但是其談判的草案文本中的很多條款至今仍在各種區域協定的投資章節中頻頻出現，至今影響著全球投資體制的建設。TPP協議的第十七章是關于國有企業與指定壟斷的內容，在吸收以往關于國有壟斷與指定壟斷的貿易規則的基礎上，這一章中出現了一些新的關于國企競爭的規則。這些規則對我們了解其他國家關于國企競爭的關注點及其思路很有幫助。雖然這些新規則沒有生效，但它們今后還可能在其他場合反復被提起。這些規則哪些我們可以接受、哪些我們不宜接受，我們可以主動提出那些規則，TPP的談判文本有助于我們思考研究這些問題。

面對當前全球化進程遇到的挫折，中國仍將繼續支持經濟全球化，推動貿易與投資自由化。多邊平臺是推動全球化的首要渠道，中國仍然將堅定不移地支持并積極參加世界貿易組織談判。無論是市場準入、貿易便利化還是邊境后措施，多邊渠道仍然是最有效的談判平臺。

在區域層面上，RCEP（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的談判應該是重中之重，我們應該積極推動其完成談判。在此基礎上，我們仍應堅定推動FTAAP（亞太自貿區）的談判。亞太自貿區倡議最早是美國提出的，在2014年APEC（亞太經合組織）北京峰會上，中國積極推動FTAAP的計劃，美國由于當時TPP正在談判，反而顯得并不熱心了，但推動FTAAP談判的主張最終仍然寫入了領導人宣言中。特朗普當政后明確表示對區域談判不感興趣，期待美國近期在FTAAP上非常積極恐怕不太現實。然而，隨著中國在區域經濟談判中的積極表現和成果，美方也可能今后改變態度。2017年的RCEP第17輪談判正在日本神戶進行，我們期望RCEP談判能在今年內完成。而TPP除美國之外的11個成員也將在3月份就TPP協議的前景進行磋商。對TPP的下一步走向中國應當密切跟蹤觀察，對一切有利于推動亞太地區貿易與投資自由化的談判進展我們都應持開放態度。

中國的自貿區戰略已經明確以周邊地區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為重點，在積極參與多邊談判的同時，中國穩步推進自貿區談判，將有助于提高亞洲區域價值鏈的整體水平。

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后，對外開放水平迅速提高，但是由于多邊談判停滯等原因，在入世承諾基本履行到位以后，中國對外開放的進程有所放緩。入世15年間，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與在全球貿易與投資體系中的地位已經有了大幅度躍升，在這個時候進一步提高中國的對外開放水平，包括通過單邊自主開放推動貿易與投資自由化，不僅僅對中國自身的經濟發展有重要意義，而且有助于中國在今后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作為重要的貿易與投資大國，中國有責任有條件成為今后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引領者。

（崔凡，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貿學院教授，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會研究部主任。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16JJD790007《全球“規制協調”的經濟與福利影響研究》支持。本文已發表于人民日報社《人民論壇》2017年3月下總第551期。）

參考文獻：

Bagwell, K. & Staiger, R.W. (2001). Reciprocity, Non-discrimination and Preferential Agreements in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7）2001 pp.281–325

Capaldo, J., Izurieta, A., & Sundaram, J. K. (2016). Trading down: Unemployment, Inequality and Other Risks of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No. 16-01). Tufts University.

Petri, P. A., & Plummer, M. G. (2016).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the TPP: New Estimates. In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Ed.), Assessing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Volume 1. Washington, D.C.: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鞠建東余心玎.（2016）. 三足鼎立：貿易新常態與治理新框架. 《財經》 2016年第60期